公司法虽则基本理念缺失和具体制度设计也不够细致，但毕竟是公司的设立和运行的基本行为规范，因而保持了很强的稳定性，在此次较大规模修正前，只在前年对一两个具体条款进行了修改，但是因为经济发展迅速，各方利益相关者权益意识觉醒，公司法在很多方面已经不适应调整社会关系的实际需要。此次公司法修正虽然一直被各界寄予厚望，惟实际修改幅度并不很大，仍以局部改进为主。且在具体制度突破的同时，欠缺对于基本原则的贯彻，埋下内部体系紧张和冲突的隐患。
此次公司法修正的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大幅度下调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还放宽了对于出资形式的规定，适应了新经济条件下公司资源“虚拟化”的制度需要。
如果考虑通胀、居民收入提高和财富积累的增长，以及分期出资的新规定，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降为原规定的两成左右，股份公司也仅在三成左右，减少幅度无疑是巨大的，大大降低了内地设立公司的门槛。注册资本制度的自由化预计将带来中小规模公司的大量增长，而有别于一般企业管治的通用原则与规范，中小公司因股东不多、彼此了解，且多参与经营管理，因此强调经营效率。加上资源有限，难以负担繁复的管治制度设计，所以公司管治架构简单，如何平衡效率和制衡成为一大问题。
是次修法正允许单个自然人或法人投资设立一人公司，突破了“法人社团”理念，应该说是观念上的一大进步，因为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怪异思维——愈是虚无缥缈的主体愈神圣，愈是具体的个体愈被歧视。在公司股东上，自然人被重重束缚、严格限制。
此次修正虽然赋予了一般法人和自然人设立一人公司的资格，但是事实上将设立一人公司的资本投入和制度负担，提高到了一个远远高于设立一般公司的程度，减少了一人公司简便和效率的制度价值。
这也是此次公司法修正造成内部冲突的具体体现，根源在背后理念和精神的缺失，导致了向僵化的资本制度标志企业信用的老思路的回归。